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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我老家那个地方把爷爷叫公公，奶奶叫婆婆，没有其它称谓。上小学后从课本上才知道公公可以叫爷爷，婆婆可以叫奶奶。公公出生的那个时代叫大清王朝，我的公公生于光绪三十四年，农历戊申年八月初四，也就是公历1908年8月30日。十年前的1898年戊戌变法，一场完全有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两全其美的政治改革被慈禧太后糟蹋了，十年后的1908年，清廷批准《宪法大纲》，大纲规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皇统永远世袭，可是为时已晚，病入膏肓，家国南边起义星火已成燎原之势。《宪法大纲》颁布2月后光绪皇帝和
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洪水涛天事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了，百姓更加苦难深重。这一年与中国有关的世界大事不少，影响最深远的可能是美国国会通过庚款办学提案，但于我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爷爷降临龚家。
据家谱记载，我的祖上居住在武陵源，后经历代迁徙到达湘西花垣县某地，也可能是湘西龙山县某地，重庆酉阳县境也有可能，因为我的祖上不识字，靠口耳相传，后凭记忆请识字的某先生写下这些文字，花垣也是音译，故只能存疑待考。我查询过武陵源一说，可能是重庆（川东）某个地方，也可能是湖南湘西某个地方，如桃花源一样神秘，千家峒一样难寻。清末，我的太祖辈率领族人经湖南省龙山县南部、重庆酉阳逃难到湖北省来凤县五台三房沟（龚家湾）一带短暂安定下来，居住时间不长，由于生存艰难，部分人返回湘西，一部分族人继续逃难。大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我的太公则独自一人去了贵州，从此音信杳无，留下太婆一个人独自抚养三儿一女。按当下的组织语言述说，太婆是一位极具责任性的传统女性，无比坚强坚忍，她带着我的姑婆（爷爷的姐）、大公（爷爷的哥）、公公（爷爷）、幺公（爷爷的弟）踏上西行寻亲的路进入重庆酉阳县，沿途靠帮人（打短工）和乞讨度日，到处打听太公去了什么地方，一心要找回她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到了重庆酉阳县兴隆这个地方，日子实在艰难，太婆含泪把自己的女儿（我的姑婆）送给当地一张姓人家做童养媳，姑婆算是有口饭吃了不至常常挨饿，兵荒马乱的岁月带着一个小姑娘到处流浪，人身安全也是个大问题，太婆从此不用担心女儿被抢被劫了。余下太婆母子四人一路逃荒经过重庆酉阳和黔江的许多地方，最后在黔江濯河坝这个地方停了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叫濯水古镇，风景如画的好地方。濯河坝有一个大地主姓李，家大业大，地主家收留了太婆母子四人，我的太婆就在他家当佣人，大公和公公就为他家放牛。当时的濯河坝地处川东南的交通要冲，是一个驿站，属于官商匪必经之重镇，往来人多，信息灵通，便于打听太公下落。
最后一批离开五台三房沟的族人来到了我现在的老家五台曾家界，他们发现这里有地可种，远离交通要道，比较安全。不知道我的族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我的太婆的，大约在1917年左右，太婆向大地主李家辞行，踏上去曾家界的路，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前途也是迷茫一片，未来是什么样心中没底，太婆把六岁的幺公送给了地主李家，太婆心里怀着一分希望，至少她的幺儿不会饿死。然后母子三人背着家里唯一的财产—煮饭用的一副三角和一口顶罐，还有就是善良的地主给的一点路费和粮食，在鸡鸣时分踏着薄薄的晨雾出发了，经重庆黔江马喇湖、湖北来凤大河白岩山，历经数天，终于到达曾家界。
一切百废待兴，从零起步。太婆带着两个儿子与命运抗争，在小地名叫满家坨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窝棚，俗称千脚屋，算是有了一个挡风避雨的地方。可是土地已经被先来的居民开垦所剩无几或占有，只能在山边地脚找一些零星贫瘠的土地耕种，一年下来土地的收成无法养活一家人，太婆决定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继续逃难为生，寻找活命的地方。
与我家为邻的是曾家，这家户主腿有点瘸，我这辈称呼他瘸子（baizi）公公，他是位善良的老人，夫妇一直没有生育，中年后抱养了他叔伯兄弟的长子（曾家大伯）。他劝说我太婆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愿意把他家撂荒的土地送一块给我太婆母子三人，就这样我的家从此开始慢慢长大。
我的太婆领着我的大公和公公把这块荒地整理出来以待来年春播。大公和公公在燃烧杂草时防火不当，火势窜出界外，一下子把整座山烧掉了一多半，两兄弟闯下大祸，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不知道此事如何终了。瘸子公公知道此事后，笑呵呵地说：“你俩兄弟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呢？这样吧，你两个如果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所有过火的土地挖出来，我都送给你们”。于是呼，我的公公和他的哥哥（大公）不分昼夜在山上劳动，白天太婆也会去劳动，两兄弟吃住在山上，困了就睡，醒了就接着挖土，披星戴月，终于在一个月之内整理出这片土地，比原来的多出了几倍。瘸子公公大为惊叹两兄弟的决心和毅力，从此以兄弟相待我的公公和大公。我至今也想象不出年纪10来岁的公公和长他2岁多的大公是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真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通过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公公20岁左右的时候，龚家已在曾家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我公公包揽了龚家族人的大小事务，相当于族长。据与我公公年龄不相上下的老人告诉我，我的大公基本上不管事，性情温和，做事特别的慢性情，家里主要事情由我公公来作主，包括大公娶媳妇成家的事都是我公公操办。我慢慢懂事后，感觉周围村庄的人对我公公都十分地尊敬，大队书记来我们村庄公干都一定会来我们家拜访我的公公，小坐闲聊一会。国营胡家坪林场守山员换了一届又一届，不变的是对我公公的尊敬和关照，每年都会给我公公分配哺育树苗（砍山）或清除防火线杂草（砍防火线）的活干，让他挣点酒钱。我不知道我的公公是如何与覃家界覃家、二带坪的王家、潘家和田家、枸皮湾的谭家攀上亲戚关系的，只是上小学的时候感觉许多与我差不多大的学生都长我一辈，与我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邻村人我都要称呼他（她）们表公（婆、姑婆）或继公（婆）等。现在猜想应该是为了与左邻右舍友好相处的一种生存方式吧，只要龚家媳妇里面某姓与邻村某姓同，或龚家姑娘外嫁的婆家姓氏与邻村姓氏同，都会去相认成为亲戚；再就是通过结拜兄弟，成为同盟，只要与邻村大姓中某一个力量型的人成为兄弟，背后的力量就成几何级数放大；还有就是通过小孩过继（小孩小时候如果经常生病，就会想办法过继成为别人的干儿子干女儿或继儿子以利成长）成为联盟关系的；我这支龚姓族谱记载，龚吴本来同属一姓，龚姓本姓吴，因西南王吴三桂的原因，为躲避清军追杀而改姓龚，从此变成了两姓人，因此村庄方圆数十里的相邻吴姓人家自然与龚家都是兄弟姐妹相称。长大后查阅了相关资料，龚吴同姓说，一是与湘西吴姓有关，二是与贵州铜仁蔸房族有关，也许与仡佬族中的姓氏相关。此类种种关系进一步延伸至双方的族人和村庄，构成一张相互支援的社会关系网络。
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是天下纷争，军阀割据，来凤也不可能超然事外，犹如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属于大湘西范畴的巨匪向卓安就是这个时代的枭雄，向卓安早年以走村串乡收购“
山货”为生，积累了不少与山货无关的知识和经验，成就了他以后的一生伟业。向卓安生于1890年，22岁开始玩枪，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1912年），1917年向卓安干了一件与贺龙元帅起家差不多的大事，他率众干掉了到旧司视察工作的来凤县府工作人员和兵丁，夺枪20余支，渐成势力，但后来的路就与元帅的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一山不容二虎，后被旧司锁洞土匪向仁轩击败而亡命重庆酉阳，1921年东山再起，在重庆酉阳著名强人田品山帮助下，一举打败向仁轩，从此坐大来凤，成为湘鄂西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据说向卓安逼走知县，然后请在武汉上学的向家侄儿做县长数年。1926年左右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编，当上了独立旅的旅长，势力席卷湖南龙山、重庆酉阳等地，1927年成了“护党救国军”大队长兼宣(恩)、来(凤)、咸(丰)三县联防副指挥，1930年时恩施县（施南府首府）县令都是他委派，不久被川东地方武装甘占元部逐出恩施，后借重国民党军八十五师谢彬部力量重振，鼎盛时期达到2000多人枪。向卓安早期为匪，在以后的岁月主要是率部清剿土匪，保境安民，当然也包括四处围剿贺龙的红军。后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后方稳定，于1940年用计捕杀向卓安于恩施，施南府成了向卓安一生的麦城。
我公公在1927年加入向卓安的保安旅，成为一名军人。严格地说向卓安的保安旅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队或武警部队，我们不能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就否定其过去，从中立的立场来看，此时向卓安的保安旅已属于体制内的武装力量，不应该称作土匪。我公公在保安旅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养成的军人习惯一直保持到终老，整洁着装在附近村庄无人超越，站姿坐势与现代军人无二。我公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告诉我，他在部队属于优秀的，对枪械掌握精通，射击准确，通过几年努力，他成了向卓安的精锐部队手枪排的一员，也就是他的警卫部队。据我公公说，要想成为警卫排的战士也不容易，除了忠诚勇敢外，军事素质也是部队一流的，他们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卸和装配枪械，包括当时所有的枪械都需精通，警卫排每位战士配备质量最优的长短枪各一支，还配备有战马。当然公公也会告诉我一些来凤县志没有记载的关于向卓安的野史，现在还能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件事情：一是向卓安每天都会喝点苞谷酒，但不会喝醉，每天要吃一顿猪肉，并且是手掌大拇指厚的肥肉要吃三片左右。公公偶尔会有机会与他同桌吃饭，与他同桌的亲兵和副官均不敢把筷子伸向菜碗的中间取菜，这个时候他会命令在坐的各位放开手脚吃饭，吃饱吃好，不要这么小心谨慎。向卓安的生活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我公公，我有记忆的最困难的年代，家里每个月只有一斤菜油或茶油可食用时，我的父亲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我公公每十天有一斤白酒可饮用，下酒的菜没有办法保障，有时就是两个干红辣椒凑合。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概个把月左右，家里实在没钱买酒，公公干活没了力气，我父亲也是满面愁容写在脸上，父亲直到把酒买回家才如释重负。改革开放后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就可以放开饮酒了，但我公公依然是差不多每天晚上喝一顿酒，大致在三两左右，从不醉酒。二是向卓安娶了许多老婆，其中有一个老婆姓曾，长得非常美丽，住在他老家螺丝塘的宅子里，向卓安常年在外行伍，由于担心被人抢走，他用滚烫的菜油烫伤了他夫人曾氏的脸，成了曾麻子，从此不用担心被人抢走。可见，向卓安做事的手段真的毒辣。三是贺龙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湘鄂西拉队伍，曾经写信给向卓安，希望收编他的部队，向卓安不识字，文书念给他听，他只稍作思考就作出了决定，当场撕毁了信件，没有回信给贺龙，而是选择跟随国民政府。没有回信是怕惹上通红嫌疑，但向卓安做事粗中有细，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秋长征时，红十八师3000余名将士担任牵制国军以掩护主力红军突围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任务，在红军主力突围成功后，1935年12月底，红十八师接红二六军团电令，要求他们相机甩掉敌军，争取与主力会师，红十八师先是在卯洞、漫水一带活动，但经重庆酉阳兴隆时发现国军有一个师的重兵把守，只好转战来凤，然后经从五台小坳一带翻越五台山脉进入旧司新乐，出黄土坝然后右向经腊壁司入革勒，最后到达宣恩县晓关一带后折返咸丰经朝阳入重庆黔江，历经艰难南行穿越酉阳、秀山，最后于1936年1月在贵州省江口县与长征途中的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所剩600余人。红十八师在来凤县有过两次恶战，分别发生在漫水和革勒一带，然后就是误入宣恩晓关受到重创，这三次战斗导致红十八师大量减员。红十八师经过向卓安盘踞的老巢五台、新乐、黄土一带时并没有损失多少，有记载的损失就是当时新乐岩缝窝村有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抓住了一个红十八师受伤掉队的战士，然后被这个青年折磨致死，1949年后这个青年受到应得的惩罚，为这个红军战士买了一口上等质量的杉木棺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最后新生的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贺龙元帅和向卓安起家都与袍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向卓安知道贺龙的部队过境，是讲袍哥感情有意放水还是怕打不过还是怕两败俱伤如今已无法知道真相，但向卓安的保安旅受命追剿红军是事实。红十八师也是一支模范部队，所经之地也是秋毫无犯，在经过新乐元堡庄时，百姓害怕，逃进深山躲藏，我的唐家亲公当时有一双布鞋晾晒在路边，逃跑时没有来得及带走，待十八师走后，亲公发现布鞋已被当兵的拿走，但晾晒布鞋的地方用石头压着两块银元，相当于高价购买了这双布鞋。客观地讲，向卓安也没有明目张胆帮助红十八师，也许采取的是不问不管态度，任其发展，如果当时红十八师出黄土坝后不是右向经腊壁司入革勒而是左向经大河白岩山沿咸丰平坝营附近入重庆黔江就不会有后面的两次遭遇战，损失就不会这么严重，因此可以判断红十八师没有得到当地向导带路，只能靠军用地图指引。1946年中原突围出来的解放军南下支队李人林部400余人1947年游击鄂西南时走的就是经咸丰到来凤大河然后进入旧司黄土坝，由新乐进入五台小坳，然后由来凤卯洞一线进入湖南境内，最终与游击江南的中原突围部队张才千部在湖南
沅陵县一带会师，走的就是古驿道，因此几乎没有损失。乱世决策何其艰难，要是向卓安部当年随了贺元帅去闹革命打江山而不是归顺民国政府治理江山，不知道又是哪一种结局。
据螺丝塘、新乐这些地方的老人口述，向卓安早年确实是个大土匪，归正后（接受政府改编）变了一个人样，并不是如书上说的那样坏，在他治下，社会治安根本扭转，土匪从此不敢胡作非为，慢慢有绝迹的可能。当然向卓安也会抓一些因饥寒所迫犯点小错的穷苦百姓进行惩罚，据纺车溪向家表叔告诉我，他的公公按辈分属于向卓安的子侄辈，经常会在向卓安睡觉的时候悄悄释放这些人，他醒来也只是不痛不痒地日天倒娘臭骂一通侄子，不再追究那些穷苦百姓。但1945年后，来凤县匪患又严重起来，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才彻底根绝。
向卓安当时在他自己的老家旧司螺丝塘修建有豪宅，并派兵驻守保卫，同时在从旧司和大河经五台往漫水和百福司方向的驿道上的重要关口纺车溪驻扎一支安全部队把守，因此，除了县城外，螺丝塘和纺车溪都是他经常安营扎寨的地方，我公公因此也经常随军在这三个地点驻防，另旧司锁洞向卓安的豪宅属于拱卫他老家螺丝塘的前哨。1932年，在纺车溪驻防地，我公公与我婆婆（奶奶）相识，找到了他一生的伴侣。婆婆是向家人氏，按辈分属于向卓安的孙女辈，婆婆当时只有11岁，由于父母亡故，她与她9岁的弟弟（舅公）成了孤儿，因此来到龚家当童养媳，16岁那年与我公公拜堂成亲。
向卓安败亡后，我公公带着他的长短枪各一支，牵着他的马匹回到了曾家界。这时，通过购买，家里已有了近百亩的土地，解决了吃饭这件大事，粮食开始有了结余，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工帮忙。家境好转后，太婆时常牵挂她失散多年的女儿（我姑婆）和幺儿（我幺公），相思已入骨。由于向卓安的势力与酉阳那边呈相互借重关系，我的公公比较顺利地找到她的姐姐，但也只能是我公公每年去探望他姐姐一次，并不能保障我姑婆来看望她的母亲（我太婆），对于一个女性来说，遥远的路途仍然是危险重重，因此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我姑婆才实现探望母亲的愿望。但寻找我幺公并不顺利，1949年前兵荒马乱的年月，打听远在重庆黔江濯河坝的事情并不容易，解放后由于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的管制，未经组织允许是出不了公社范围的，依我公公当时的人生境遇，组织是绝对不允许他离开来凤县域的，因此，我太婆1957年去世时是心中带着永远的牵挂和伤痛离开人间的。我公公为了完成太婆的遗愿，一直把寻找我幺公作为余生的头等大事装在心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我这里略记一二，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旧司半边山村庄出现一个从黔江逃难过来的龚姓人氏，此人在半边山免费帮人做事，只求有口饭吃不被饿死，我公公第一时间赶过去相认，发现不是自己的弟弟，此其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前期，百福司镇荆竹堡龚家托人捎信过来，说有一对从黔江逃荒过来的龚姓父子来湖北寻亲，由于荆竹堡没有这对父子要找的亲戚，因此带信给我们这边龚家看是否有亲戚在重庆那边，我公公匆忙赶到荆竹堡，由于口信晚到，这对父子已于前一天取道酉阳回黔江了，无缘见上，此其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黔江马喇湖来了一帮搞副业的人员在国营胡家坪林场哺育树苗（砍山），有一莫姓副业工借住在我家，我公公向他详细描述了当时在濯河坝的情况，委托他帮忙打听我幺公的下落，结果是没有此人，此其三。我上大学期间，在一个寒假的某一天晚上，我陪公公饮酒聊天，他向我轻描淡写地讲述了幺公的事情，希望我有能力的时候寻找一下幺公的下落。公公这么淡淡地讲述过去是担心增加我的负担，我为了缓解公公的思念之痛，答应工作后一定找机会去黔江濯河坝打探幺公的情况，那天晚上，公公多喝了一杯酒。
1940年以后，我公公在旧司、五台一带帮忙维持地方治安，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工作，1945年前后他还参加过修建来凤机场、咸来公路。我太婆的娘家在邻近大河坝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老岩孔还是白竹园，我记不太清楚。我公公还在大河坝买了几十亩水田，想等多买一些土地后就动员族人搬家去大河坝那个地方。而且从大河坝那里出发去黔江濯河坝可缩短一天的路程，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找我的幺公。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内战，国军前线吃紧，后方社会动荡不安，土匪越来越多，特别是散匪多（当地叫毛狗强盗）。随着内战不断扩大规模，前线兵源比较紧张，开始抓兵拉夫。我们家有大公和公公两个男丁，按政策必须去一人当兵（二抽一），上面告诉我公公如果不去当兵就必须当甲长，最后我公公选择当甲长，在家尽孝为大，当时一甲管辖地域比现在的行政村要大得多，同时还兼任五台壮警队的队员。在那个动乱年月，我公公力所能力地为乡亲办事保平安，调解邻里纠纷，接济特别困难的左邻右舍。曾家大伯曾告诉我一件事情，在一个赶场（赶集）的日子，有一股土匪在深湾（现五台煤矿旧址）设卡***，赶集的曾家公公抄小路翻山回来报信，我的公公马上组织人马与覃家界的力量一起打跑了这股土匪，帮乡亲夺回了财物。我公公在向卓安手下当兵时，湘西巨匪瞿伯阶也曾在向卓安手下当过连长，两人之间有点小交情，因这层关系，公公敢只身一人去漫水洗车把族人的牛从小偷手里要回来，这件事在当地影响较大，因为那几年五台没人敢去漫水方向，散匪（当地叫毛狗强盗）太多，有去无回性命不保。由于我公公还是五台壮警队的队员，因此也会去住小坳（五台驻辖地）镇守，小坳地处驿道的重要关口，地理位置险要，南通重庆酉阳兴隆镇，北接来凤县城，东下是卯洞安抚司，西下是旧司新乐，这里曾是来凤白莲教的总舵所在地。1946年中原突围出来的李人林部游击江南，1947年经过小坳时，我公公所在的壮警队闻风而逃，据我公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告诉我，当时壮警队正准备开饭，刚宰杀了一头猪，解放军一到，他们饭没吃上就跑了，待解放军走后，他们的饭菜原封不动在原地，但不敢吃了，怕解放军放药，其实解放军也怕壮警队下药，所以解放军也不敢吃。来凤县史料记载李人林部消灭了小坳壮警队不准确，客观地讲双方没有交火，大军一到，壮警队如土匪一样逃得没了踪影。
我公公眼见社会太碌乱（动荡），太婆担心是不是又要变天了。刚从讨米要饭的边缘挣扎过来，安稳日子才没过几天就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忧心不已。我大公成亲后就单独立户分开过日子了，太婆随我公公生活。我婆婆告诉我，有一年我太婆生日，公公的一帮朋友前来祝寿在家里打了三天的纸牌，在东西两个路口放有哨兵，如有什么情况就鸣枪通知。我想这也许是我公公一生中的巅峰时期，不知道我太婆是如何看待他的儿子的。后来社会越来越乱，在解放前的一两年，我公公干脆把大河那边的田地半送半卖给处理了，因此，解放时，我家只有曾家界的十几亩薄地了，只够一家人勉强吃饭，所以我家的成分是贫农。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驻来凤县城，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掀起毛主席诗词所描述的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当然会伴随斗地主，还有清匪反霸，常有人头落地。五台当时属于旧司公社管辖，因此负责五台地方政权建设相关事宜的上级领导机关设在向卓安的老家螺丝塘，一些重要事项请示汇报都须去螺丝塘。我公公解放前个人拥有两支长枪和一把手枪，其中一支长枪有时也给曾家大伯把玩使用。 1950年公公接“湘鄂川黔边防总司令部”通知，要求赶往湖南龙山县八面山一带加入瞿波平部队与解放军决战，公公当时还属于国民政府人员，服从命令是必须的，不服从的后果也很严重的，他只好带着他的一支长枪和手枪赶往湖南，走到龙山县招市那个地方，他感觉心灰意冷，不想继续下去，决定回家赡养母亲好好尽孝心，于是他把长枪送给了同去的一个朋友，自己带着短枪回到了曾家界。长大后，听隔壁太姑婆（曾家大伯的妻子，姓向，长我婆婆一辈）告诉我，我的大公和公公都是大孝子，对太婆特别孝顺，一家人从来不说重话，太婆和婆婆的关系亲如母女，是当地婆媳关系的典范。太婆1957年去世前病了一年多，大公和公公轮流值夜通宵守在太婆床前，冬天怕太婆受冻，就把太婆移到火堂边睡觉，整夜保持大火不灭，每隔一两小时帮太婆翻身和喂水，细心照料。闭上眼想想都不容易，大公还要克服家远在螺丝塘的困难，谁说久病无孝子。太婆去世后，葬在兴隆坳我家的老屋场边上，地方是太婆生前自己定下的，后来的人都说是个好地方，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也许是太婆怀着一分期待，期待我幺公归来故里时可以无语相向，静静地静静地守望着那一天出现。
新生的人民政权收缴民间枪支，我公公把他的枪支也交了上去，但是有人向组织反映他还有一支长枪没上交，于是公公就被组织关押在螺丝塘，要他把另外一支长枪上交。公公那个朋友加入瞿波平的新编第十师后从此就没有了消息，因此那支长枪也下落不明，没有办法交枪，等待我公公的命运就是枪毙。我公公被人民政府拘留期间，最忙最累的就是我婆婆，每天往返6个小时给我公公送饭，风雨无阻，还要照顾太婆和三个孩子。附近村庄的人听说我公公被关起来了，年老的年少的穷的富的都去螺丝塘向组织求情，说我公公是好人，绝对不会向政府撒谎，请政府放人。这些求情的人隔三差五就去一趟螺丝塘找政府，相当于如今的上访吧，只是目的不一样，不为一已之利只为理。因为老家地处高山，老屋所在地海拔1040米，经济状况基本上是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水平，贫富差距并不是太大，因此去求情的人也都是穷苦百姓，去的人多了去的次数也多了，最终是感动了组织还是查清楚了事实现在已无法知道了，半年后政府释放了我公公，让他配合政府剿匪，给解放军带路进大山密林深处寻找土匪踪迹。按现代西方法律套路来看公公的问题应该是程序不正义而结果正义了，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有错。按中国套路理解比较容易，那就是人民政府，人民作主，讲仁义施仁政，所以放了。
剿匪的路也是充满凶险，玩命的活，随时可能阵亡。公公每次都要走在部队前面，而且没有了防身的武器，不知道那段流金岁月是如何熬过的，公公很少提及。公公只给我讲了一个他认为是很幸运的事件，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大势已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江山已定，在我家乡附近，像样的***力量基本不存在了，只是一些股匪和散匪到处流窜作案，因此找到土匪的藏身之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次巡山过程中，发现山的深处有炊烟升起，于是解放军包围了这个地方，我公公突然出现在这个土匪面前时，他拔枪对着我公公连连扣动板机，但是子弹卡壳没有射出枪膛，我公公捡回了一条命。他每向我说及此事时，也是感慨不已，因为那个土匪缴械投降后，那支枪到了解放军手里子弹又不卡壳了。
土改时，曾家界人多地少，从平均地权出发，政府要求部分人员参加其它地方分田分地，龚家的族人部分去了螺丝塘参加土改，大公家也随大流去了螺丝塘，那里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螺丝塘是我公公的伤心之地，我们这家选择留在了曾家界，一直固守到今天。
公公的事情并没有因改朝换代结束。1962年底，毛主席在
中国农村大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政治运动————-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
三反五反运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大凡运动必有指标必有典型，我家乡四清开始后，公公还有一支枪的事情再次提出来进行整顿，反复的交待和认识错误数年，公公不识字，但上面要他写书面检讨材料不少于3000字，没有办法，公公只好等集体放工后，乘着夜色打着火把下山去找他的远房亲戚向前世，请他帮忙代笔写作，拿着写好的检讨回到家已是黎明时分。因这伤心的记忆，我公公特别重视有文化的人，我的七姑父是小学老师，在与我七姑定亲时，七姑父还在恩施师范（湖北民族大学前身）上学，我公公与我七姑父见面交谈后，相当满意这个女婿，但我婆婆（奶奶）不这样认为，她希望七姑将来嫁给一个老实巴交（淳朴但没多少本事）的人过日子，婆婆担心未来的七姑父打骂七姑。我们兄弟几个只要是读书的事，公公都会特别支持，节衣缩食。小时候公公叫我祥娃，我上高中后，他亲切地称我志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适应公公这样称呼我。我到北京上大学后，公公在农闲时要我小弟教他认字，公公心里是否装着将来要与我走遍天下的想法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五台这块地方有点被人遗忘，由于现代交通问题，当时没通公路，红卫兵主要在县城和乡镇政权所在地活动，武斗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地方沿线。文化大革命后期，公路修到了五台，我的爷爷已六十岁以上了，不再参加集体劳动，也就置身运动之外了。我公公能够超然一些，这也与大队干部（村干部）给予关照有一定关系，乡里乡亲的，彼此心里清楚，运动与当地的社会生态没有太大关系，迫于形势只好做个样子让上面来的工作同志满意就行。待运动过去，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生活一如既往。
公公以后的日子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偶尔走一下亲戚。重庆酉阳兴隆的姑婆家是他每年必去一次的地方。年岁渐老，走不动远路了，在姑婆去世的前两年由我父亲代替公公去看望姑婆。姑婆没有生养后人，那年秋天，姑婆的侄子张家表叔来我家告之姑婆离开人间的消息时，公公久久地保持沉默，当晚滴酒未沾，心情哀痛一直到来年春暖才有公公的笑容。公公毅力特别坚强，夏天干活会坚持到正午一点才回家吃午饭，然后3点出门一直到天色黑尽收工。我认为一些很是枯燥的农活，我公公仍然干得津津乐道，我家每年的薅秧、割田坎、栽红苕这些农活一直是公公一个人独立完成。懂事后，我试着努力去学习公公的待人做事之道，感觉至今依然是在起点，只能远远地望见公公的背影。公公在离开我们的前一个冬天，他独自一人慢慢地把我家的荒山杂草全部清除，以待来年种树。那人已逝，那山如今已是满目皆翠，树木已成参天之势，独步林中，神清气爽。
我参加工作半年后，1991年春天，公公离开了我们，走时上衣口袋里还揣着我工作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的20元钱。公公的离开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以至终生无法弥补，也给我留下太多的财富以至终生享用不尽。2001年的夏秋交替之季，我的一位亲戚在恩施州中心医院住院部普外科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来自黔江濯河坝，他叫李果，很精明的小伙子，我心中想到我太婆是在濯河坝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帮佣，于是我向他说起我幺公的事情，问他能否帮忙打听一下，小兄弟很爽快就答应了，我给李果留下我的联系方式，期望能收到关于幺公的消息。
2002年春夏交替之季，我陪同中国民族杂志记者到武陵山区采风，从恩施出发经宣恩到来凤，从来凤进入湘西龙山，过永顺，经古丈到达吉首，然后折返从花垣进入重庆秀山，经酉阳到达黔江，最后从咸丰返回恩施。在经过黔江濯河坝时，我们停车打探幺公的消息，我只知道李果的名字，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在濯水派出所的帮助下，找到了李果兄弟的家，他的父亲告诉我李果出院回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告诉他了，他正在四处寻访，并且还去了一趟马喇湖，期间找到一个龚姓人氏，经他判断排除了。当年深秋之季，我收到李果父亲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找到一龚姓人氏，极有可能是幺公的后人，并且附上这位龚姓人氏的自我陈述，李果父亲建议我找时间过去相认并留下联系电话，我电话告诉李父年底前一定过来，并与这位龚姓人氏电话沟通，初步断定是我的姑姑。我已于2002年8月辞去州委组织部公职，专心复习功课，准备2003年元月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结束已是年关，在腊月的某天，我与弟弟鱼从恩施出发，经过两次转车到达黔江濯河坝集镇时天已黑尽，然后租车去那位姑姑家，到达时已是晚九点多。我们租的车是一辆双排座轻型货车，当时濯河坝集镇也只有这一辆车，仿佛是专门在此等候我们的到来，车沿濯水右岸的高山蜿蜒而上，快到山顶时看见一束手电光柱照向我们的方向，姑姑早已在公路边等候多时，当夜畅谈至凌晨两点仍无睡意，后在姑姑的强迫下才就寝。
留在黔江濯河坝的幺公也是受尽磨难。太婆帮佣的李姓地主是当地的第一号大地主，现濯水古镇的老房子有一半是这地主家留下的遗产。李姓地主待我幺公也是相当的友好，就因为这友好的关系给他带来一生的麻烦，1949年后不断地运动让他胆战心惊，有如惊弓之鸟，耳朵终被打失聪。幺公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世，何时成家我已记不太清楚，有一个叔叔终身未娶，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只留下已儿孙满堂的姑姑静静地等待娘家人的消息。据姑姑告诉我们，幺公是一刻也没有停下，一直在四处找他的母亲和哥哥，只知道母亲和哥哥去了湖北，但不知道去了湖北什么地方。幺公带着我的叔叔访遍了酉阳靠近湖北的大小乡村，希望找出一点线索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幺公和叔叔曾经从酉阳走到来凤百福司、漫水乡村访寻，曾在一龚姓人家驻足等待消息，久等无音而返乡，回家未几年，带着思念带着失落带着渴望离开了折磨他的凡尘俗事。不知幺公的驻足等待与百福司镇荆竹堡龚家托人捎信过来要公公去认亲那次是否是同一次，如果是同一次，就真是一次天大的缺失，任时光倒流也无法弥补。
2003年大年初一，姑姑与姑父带着他的孙子来到曾家界，回到梦里寻了千百度的娘家，见到了在老家固守的哥哥——我的父亲。姑姑在曾家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从黔江采购的香纸蜡烛去太婆、公公、婆婆坟前焚香烧纸，长跪磕头替她父亲我的幺公圆梦故里，告慰幺公和叔叔在天之灵，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姑姑与姑父不辞辛劳，用双脚丈量这片早已深入骨髓的热土，到元堡庄、上坝沟与她的姊妹相认，去螺丝塘与龚氏族人相聚，到锁洞看望她的侄女侄儿，因为有我而来到恩施，最后满载着迟到的幸福回到濯水宁静的水市乡村。
2003年“非典”爆发最为严重的时间段，我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原干训部楼复习备考即将5月举行的博士招生入学考试，后因“非典”推迟到7月开考。这期间接到两个温暖我心的电话，一个是外甥打来的，另一个就是姑姑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告诫我要小心“非典”。姑姑在电话中是千叮咛万嘱咐，言语中能感知我在她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和特别。完成了所有大事的姑姑身体突感不适，2004年因癌症而追寻祖先而去，此生再无遗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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