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鹏 人民法院报
最近的家暴新闻有点多。
先是网红宇芽（何某某）自爆遭男友陈某家暴，公安机关依法对陈某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罚款。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根据何某某的申请，依法作出对其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12月10日，又有深圳王女士遭男友龙某从家打到楼道的视频被爆出。龙某目前已道歉并取得了谅解，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五日。
多条家暴新闻连续被推上热搜，显示出社会各界对家暴事件的关注与愤慨。
而如何认定家暴的存在、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则是这些事件的关键所在。
家暴问题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法律中虽没有家暴的罪名，更没有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但不代表古人就对夫妻互殴甚至互杀之类的案件漠然无视，或者简单当作家庭内部矛盾处理了事。
至少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眼里，家暴案件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慎重裁决。
以下他经办的三起家暴案，或能给我们带来启示。
夫杀妻案
姚文秀和阿王本是一对夫妻。但丈夫姚文秀不知何故，或者因为平素就看不惯妻子阿王的所作所为，或者因为心理扭曲变态，“怒妻颇深，挟恨既久”，终于和妻子相亲相杀。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的一天夜里，姚文秀对阿王大打出手，“殴打狼籍”，怀着深深的仇恨将妻子打得遍体鳞伤，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身受重伤的阿王“当夜便死”。
家暴事件演变升级成杀人案件，当地官府不敢怠慢，赶紧将姚文秀缉拿归案。调查清楚事实后，随即按照司法程序上报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裁决。
面对大理寺的审议，姚文秀对打死妻子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在杀妻原因上，却和法官们玩起了文字游戏。他“自云相争”，竟辩称原本无杀心，那夜和妻子只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然后就推推搡搡，接着斗争升级手脚并用开始互殴。自己是一不小心将妻子给打死，并不是故意要送爱妻去走黄泉路、上奈何桥。
大理寺一众官员竟然采纳了姚文秀的自辩，认为姚文秀阿王二人是发生矛盾相争而杀，不能认定为“故杀”即故意杀人，而是属于“斗杀”即过失杀人。夫妻二人开玩笑开大了，互相斗殴手滑了，以致丈夫“激情杀妻”。
只有大理司直崔元式提出了不同意见。
大理司直是大理寺中层官员，编制共有六人，级别为从六品上，主要职责是“出使推按”，即到案发地推鞠审理案件，让大理寺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最高审判机关。不出使时，大理司直就在寺内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并在判决书上连署签字。
崔元式一旦在判决书上签上大名，就意味着他要对此案终身负责，他必须将自己对案件的不同意见充分表达。
崔元式认为，如果姚文秀阿王是因争吵互殴，那双方身上都应该有伤痕。可请各位青天大老爷睁大眼睛仔细看看，“今阿王被打狼籍”，阿王身上的伤是一片狼藉，被打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以致于死”；而姚文秀那厮“检验身上，一无损伤”，没有半点伤痕。“则不得名为相击”，这能叫“相击”互殴？
尽管所言有理有据，可惜崔元式人微言轻，意见没有被采纳。大理寺经过集体审议，还是以“斗杀”的罪名定罪。刑部复核时也同意这个意见。
按照唐代死刑程序，大理寺审理的死刑案件经刑部复核后，还需报请皇帝最终核准。而皇帝主要依赖宰相处理政务，宰相又依赖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由中书舍人对包括刑部在内的各部门工作请示草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供宰相和皇帝参酌。
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看到大理寺刑部提交的姚文秀案件报告后，于这年五月十一上了一份奏章，这就是《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白居易认为，姚文秀在案发前就对阿王心存怨恨，积怨成仇以致起了杀心。“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如果这都不算“故杀”，那什么算“故杀”？
而且阿王被打当天夜里就不治身亡，“无以辨明”，不能再开口说话。那姚文秀红口白牙，“自云相争，有何凭据”，自说自话，他说是“相争”而起就是吗？单方口供不足采信。
白居易特别强调，“狱贵察情，法须可久”，判定罪名贵在体察实情，执法断案必须考虑到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如果大理寺不顾崔元式的正确意见，坚持按照“斗杀”定罪，“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那阿王的冤屈将永世不得昭雪，会有更多的“姚文秀”冒出来模仿杀人，钻法律的漏洞。
其实，按照唐律，不论是“斗杀”还是“故杀”，都要判处死刑。只不过“斗杀”是绞刑，“故杀”是斩刑，左右躲不过一死。姚文秀之所以非要坚持申辩是“斗杀”而非“故杀”，另有一层深意，这就是掩盖他家暴杀妻的深深恶意。
中国古代礼法认为，夫妻关系是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甚至是人伦之本。一个殴妻甚至故意杀妻的人，永远无法抹去其道德污点，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即使受刑伏法也不为人伦所容。白居易、崔元式之所以坚持以“故杀”的罪名给姚文秀定罪，正是要曝光其内心的歹毒狠辣，将其真实面目公之于众。
穆宗皇帝对此亦是圣明烛照，白居易的奏章递上去后，他当即批阅同意：“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决重杖一顿处死。”
穆宗不但力挺白居易的观点，而且将姚文秀家暴杀妻行为定性为“十恶”。根据唐律关于“十恶”的内容，姚文秀杀妻应属于“不睦”即谋杀亲属。
姚文秀案由此被钦定为家暴杀妻铁案，且重杖处决，活活打死。此举虽属法外重刑，但亦能警醒世人恪守夫妻和睦之道，树立良好的家庭风尚。这就向天下昭示：虐待配偶，施暴伴侣，唐律决不允许，必将严惩！
妻殴夫案
中国古代君权父权夫权至上，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唐代女性地位虽较其他朝代为高，但仍处在男性的压制之下，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妻子被丈夫责骂乃至殴打实属再寻常不过之事。可在白居易的笔下，却横空出现一起妻子殴打丈夫的家暴案。
路人甲估计是个软骨头，一天在家里不知因为何故，“被妻殴笞之”，遭到妻子拳打脚踢一顿暴揍。路人甲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被妻子打得连声哀嚎就是不敢反击。
邻居都看不下去了，怕出人命，“告其违法”，就赶紧去报官。衙役赶到后，把甲妻抓到县衙。
按照唐律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妻子殴打丈夫，要判处一年徒刑；如果打成重伤，则要加重到徒刑三年。“县断徒三年”，县府依律判甲妻三年徒刑。
唐代普法教育应该是深入人心的，甲妻很用心地注意到了这条法律的一条司法解释，“须夫告，乃坐”，只有在丈夫主动告发的前提下，案子才能进入司法程序，由官府介入进行断罪。
这才有了甲妻的申请再审喊冤之举。“妻诉云：‘非夫告，不伏’”，甲妻不服，上诉说我老公还没说什么呢，你邻居家家的，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我老公都没喊疼没上告，那就不能作为家暴案处理。民妇无罪，请求伸冤。
白居易在判词中先讲了一番夫妻和顺家庭和睦的大道理，“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何彼无良，于斯有怒？三从罔敬，待以庸奴之心； 一杖所加，辱于女子；之手。作威信伤于妇道，不告未爽于夫和”。作为妻子，应该以柔顺为美。甲妻突然变身河东狮吼，对丈夫大打出手，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很有可能是丈夫犯下大过失，激怒了她，以致忘记了三从四德，对丈夫一顿毒打，让丈夫蒙羞。妻子对丈夫的家暴确实有失妇道，但还没有闹到夫妻关系破裂的程度。
在大道理的基础上，白居易做出裁决：“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见”，既然丈夫没有报官告发妻子，那就不能按县府的意见定甲妻的罪，只能依律无罪释放。
白居易的这道判词，尽管依律驳回了县府的原判，但字里行间无一不以家庭关系和谐为落脚点，有着鲜明的反对家暴倾向。无论是妻殴夫，还是夫殴妻，家暴都是为法律明令禁止的。在法律只能制裁有告发的家暴，无法干预隐忍不发的家暴情况下，官府也只能以礼治的形式介入家庭生活之中，填补法律的缺位。
精神暴力
家暴除了拳打脚踢的身体伤害，还有来自精神层面的心理伤害。白居易笔下路人景的妻子，就遭遇到了丈夫的精神暴力。
景妻娘家有了丧事，痛哭流涕，心情低落。丈夫景这时不仅不宽慰妻子，反而“于妻侧奏乐”，在妻子旁边奏乐取乐。伤心的妻子无奈，随口责骂了景两句。
根据唐律，妻子若咒骂丈夫及其亲属，就触犯了“义绝”法条，丈夫可以依律要求强制离婚。
但白居易显然不这么看。
针对此案，白居易认为“夫妇所贵同心，吉凶固宜异道”，夫妇之道，贵在彼此共情同心。痛在彼身，忧在此心，哪能一个心怀愁绪，一个兴高采烈！
景的行为，“既愆夫义，是弃人丧”，既没尽到丈夫的职责，又背弃了人伦大义。“俨麻缞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妻子身上还穿着孝服，本应是作为丈夫的你一起同伤同悲，帮助她纾解苦痛的时候，你却马照跑舞照跳，依旧寻欢作乐，给妻子制造精神暴力，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生而为人，“道路见缞，犹闻必变”，在路上碰见办丧事的，心头都会一紧；“邻里有殡，亦为不歌”，邻居家出殡，都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何况是自己的结发妻子！
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白居易虽不能从法律层面惩治景的精神家暴，但还是在尽可能的空间里对景的行为予以谴责，对其进行道德的批判，人性的鄙视，裁决景“诚无恻隐之心，宜受庸奴之责”，丝毫没有怜悯之心，被妻子责骂活该。而景妻责骂丈夫的行为，则不予追究。
包括唐律在内的中华传统法律，过于重视男性的夫权，在夫妻相争时，往往在法条上对夫权倾斜过度。但从白居易裁决的上述三个案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古人在既定的法治环境中，极力辗转腾挪，用夫妇和睦的礼治去弥缝男尊女卑的法治缺陷。拥有今天男女平权法治环境的我们，在反家暴问题上理应做得更好。
铁杆会员
